长明灯，也叫“引路灯”或“随身灯”。这是一种用油做的纸灯，因为人们认为阴间是黑暗的，为了让死者能找到去阴间的路，于是点上长明灯。《民社北平指南》记载，旧式的丧礼，人死的晚上，把尸体放在床，全家举哀，并烧纸钱，放置在床前的灯曰‘引魂灯’。”其实这里的“引魂灯”就是长明灯。...

沐浴更衣之后要将尸体放置在灵床上，因为按当时的礼俗是三口而“敛”的。《礼·问丧》说道亲人死去，心情悲痛在地上哀嚎痛哭，为了期待死者复生，怎么能舍得把尸体放入棺材，于是有了把死者的尸体放三天的礼俗。另外还有一种好处“亲戚之远亦可至矣”。在《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李瓶儿更衣之后，“把李瓶儿用板抬出，停于正寝。”...

在《礼记》中人“初死”是有很多程序的，如属扩、复礼、招魂等礼节。这样做是确保死者真正离开人世，让家属接受死亡的信息，再进行一系列的丧葬礼仪。但在明清时代的小说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丧葬礼仪一般是从沐浴、更衣开始的。“沐”是洗头发，“浴”是洗身体，所谓“沐浴”，即对死者的外在形态进行整理。...

中国封建伦理的基石是以“忠”“孝”为核心、以“父权家长制”为根基的宗法制，家庭伦理中强调“孝”，要求子对父奉养、尊敬和服从，延展到社会组织中，对父亲的“孝”便成为对君子的“忠”，这种宗法关系，既血缘亲亲，又等级森严。封建伦理的任务就是为了确定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并使之适应以“父权”和“君权”为中心的封建人伦关系。...

在古墓般的菜竹山房里消磨的漫长岁月里，被世人遗弃了的二姑姑在煎熬和挣扎中慢慢变成了可怜可气可恨的鬼。容颜的衰老，行动的迟缓，动作的怪异，性格的畸变背后，是二姑姑泣血的心路历程。...

作品大意是“我”的二姑姑—一个出自书香门第、聪慧美丽的花季女子与好学的少年书生相互爱慕私订终身，先是私情被人撞破为世俗所不容，继而少年意外身亡希望破灭，绝望的二姑姑自尽不成，无奈之下接受冥婚，住进了古墓般封闭阴森的菜竹山房，走上了由人到鬼的不归路。菜竹山房里人间地狱的生活，让二姑姑心理逐步由压抑到变态。小说的结尾，暮年枯稿的二姑姑偷窥年轻人的房事，定格为一个仓皇中来不及逃脱的女鬼—一个心理扭曲、人性异化的活死人。...

新时期作家从审美层面对丧葬娱尸行为的描写反映了中国丧葬所具有的表演与审美功能千年的延续。同时，小说也突出了在时代更迭与变迁中人们文化心态微妙的擅变，小说死亡描写背后透出生生不息的生活气息，有利于建构健康的死亡文化。新时期小说将死亡描写的否定性经验化为肯定性的生活情感，由死视生，不断寻求灵魂的安宁拯救与生命的诗意栖居，体现出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

慎终追远、隆丧厚葬的殡葬伦理和丧葬习俗的普及，使社会的每一个体角色均成为丧悼文化的认同者，这给后人丧悼意识及文学表现以无往不在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中对隆丧厚葬多有描摹。①中国现代作家如巴金、老舍揭露了中国人“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对繁缉礼节的重视，主张节用、节葬。当代作家中，赵树理《福贵》描写了福贵母亲故后，买棺材，请阴阳，央人送葬，缝制孝服，请人吃喝，欠下沉重的债务，透露出丧葬“奢靡”的信息。中国新时期作家继承了现代作家的批判精神，从心理层面揭示了人们崇奉的隆丧厚葬的永恒心理、归宿心理、报恩心理、依恋心理、炫耀心理、宣泄心理等。当代小说在展示丧葬文化心理方面，与现代小说相比，它主要立足于人文精神，从个人主体的角度自觉反思或展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新时期作家中，航鹰、莫言、何继青、沈家和、王大进等对隆丧厚葬的民俗风进行了详尽展示，李锐、陈忠实、贾平凹、杨争光等对这种丧葬伦理及传统文化作了深入反思。...

丧葬文化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及《楚辞》、《左传》等作品留下了大量祭祀颂歌、招魂、奔丧的描写，唐段成式笔记小说集《酉阳杂姐》二十卷凡三十篇，鲁迅称“每篇各有题目，亦殊隐僻，…述丧葬者曰《尸奄》”。明“三言”“二拍”描写了对死者的招魂礼仪、治丧礼仪。明清小说《金瓶梅》、 《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中有大量初丧礼仪、治丧礼仪、出丧礼仪、墓葬礼仪及祭祀礼仪的描叙。丧葬文化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另外，由丧葬礼仪直接滋生的丧葬文学作品，如挽联、哭丧歌、祭祀词、悼词、墓志铭、碑文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民俗文学史料;传为黄帝所作的《黄帝·宅经》和传晋·郭璞的《葬书》，包含有详细的丧葬相地的方法。...

在古藉里，有关鬼的来源的记载是与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甲骨文的鬼字，其形象是脸上盖着一件东西的死人。《礼记·祭法》有“人死曰鬼”的说法。《说文解将鬼解释为“人所归为鬼。”《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篇:“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鬼者，归也;归也神者”王充《论衡·论 荒忽无形者也。”字死鬼即归，人死归葬，灵魂却存在于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