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殡葬改革之中，安村平静地进行了这场变革。殡葬改革一年之后，回到村落中，几乎没有人谈及这场改革了。社会对于这场改革的关注点在于权力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如何爆发、改革的利与弊或是对政策、政府的批判等，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去倾听作为改革主体的“无名者”的声音。个体在这场变革中被淹没在舆论之中，但是这场变迁改变的是他们真实的生活。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不敢说自己完全读懂了他们的心声，但是至少试图尽可能地站在多方面主体的视角来解说这种社会变迁。村民有自己的选择理性，面对权力与地方性知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他们有自己的选择逻辑。当然本文仍存在很多不足，对于自己“当地人”的身份能够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限制。

                         杭州公墓,径山竹茶园,如意陵园,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时常担心自己对周围人的生活和想法解读的不够，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有些人对于访谈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并不愿意透漏给熟识的人知道，这也给田野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另外，由于田野调查的时间段受到一定的限制，殡葬改革后自己并未亲身参与过火葬的仪式过程，殡葬改革相关的一些材料并不能轻易从政府部门获得，因此很多都是源于访谈的口述以及网络上的材料整理，因此文章篇幅受到一定限制。还有就是访谈材料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本人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整理，因此相关材料并没有具体的访谈日期，也会显得有些凌乱。文中的村落名称和人名都采用了化名的形式，而且安村作为一个行政村的范围比较大，客观条件上受到限制。我主要是选取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自然村作为主要的田野点，大部分访谈材料都是出自这两个自然村的村民，材料可能显得不够有充分。但是我也在努力克服这些不足，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尽力呈现给大家更为详细的情况。

    安村的殡葬改革用村民的话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至少表面上也是如此。相比其他地方偷埋偷葬引发起尸等冲突，安村村民从最初的不适应以及冲突到最后的接受和习惯，都在平静中过渡了。事实上，强制性的丧葬变迁也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影响。传统土葬的丧葬仪式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礼节，它对于村民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土葬仪式在农村社会地区一直延续，有着其自身的功能，既加强了家族之间的凝聚力，也调节了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对生者也是一种心理安慰。殡葬改革之后，有关土葬的仪式完全简化，现在村民去世当天订好丧葬用品，第二天一大早就被送到殡仪馆直接火化，再直接运到公墓安葬，丧葬礼仪中的重要环节都被简化。虽然殡仪馆有开追悼会的业务，但是追悼会的形式和意义与传统丧葬仪式还是有很大差别，至少在村民眼中追悼会只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少了一层慎终追远的含义，使丧葬失去了其文化意义。

    殡葬改革打破了原有的丧葬习俗，使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国家权力与传统习俗在不断地调适以期达到新的平衡，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丧葬习俗处于式微的地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市场也逐渐作为博弈的一方参与进来，并渗透到丧葬的每一个环节。从丧葬电子礼炮到孝服孝帽，从追悼会到主持，殡葬从业行业提供各种服务，并将一切商品化。传统丧葬仪式中的从业人员受人敬仰，死者家属需要登门多次邀请;现代丧葬的从业人员的行为都有报酬。丧葬仪式确实简化到像是在处理物品一样，这对于传统文化来说也是很大的冲击。另外，虽然目前殡葬改革一切都看似走上了“正轨”，然而其中还存在着一些后续的问题。村民们从改革之初就担心，现在政府为了达到目的在很多丧葬费用上都投入了资金，减轻了村民的负担，但是这些优惠政策究竟能够持续多久仍是未知(村民对此也有顾虑)。而且公墓的使用期限是二十年，那二十年之后的状况不知道政策制定者是否考虑到。

    就安庆殡葬改革而言，政策还未实施，媒体早已将关于老人自杀的新闻炒得火热，引起了广大群众甚至很多学者对于政府和政策的不满和谩骂，垢病国家在推行火葬政策上的强硬。然而，殡葬改革实行之后，很少有人再去关注这些改革中无名的个体。反对者一直拿殡葬改革后丧葬费用未减反增和火葬并没有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事由当做攻击的靶子，却在替代的葬式上也未有更利于实施的建议。本文试图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尽可能客观真实的还原社会事实本身。生活依旧在继续，殡葬改革的影响依然在持续，农村社会变迁相关研究也值得继续追踪。本文仅根据所得到的有限的社会事实材料，尝试做出一些思考:国家政策的推行不能建立在完全推翻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而传统丧葬也确实有需要进行革新的地方，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还需要不断地去探索，权力和信仰之间的博弈，如何找到最优选择，走出一条新的殡葬改革之路，不仅仅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也是殡葬改革参与的主体民众该思考的问题。